新质生产力，特别是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在新旧产业、新旧模式、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提出的重大理论，是生产力理论的一次重大创新和突破，充分体现了对我国经济建设规律的深刻总结及发展面临机遇挑战的深刻把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主导，明显区别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具体表现为新产业（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新模式、新动能、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数字化、绿色化特征，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质量效率更高、可持续性更强新发展模式的先进生产力。

目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深入开展，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更好地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对新产业发展、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支持功能，特别是要通过金融的高质量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加快发展。

完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众所周知，生产力作为人类利用生产工具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涵盖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及劳动对象等基本要素。劳动者的智力劳动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智力劳动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劳动者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水平。与此同时，劳动资料的种类、性能以及劳动对象的范围等同样由科学技术水平所决定。因此，马克思指出“生产力里面也包括科学在内”，邓小平同志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基于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认为，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科技创新到产业发展之间是存在“鸿沟”的，二者拥有独立的运行体系，需要一座桥梁或者说一个中介，这就是金融。科技成果走向产业化，一般需要经历种子期、培育期、成长期到成熟期等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在这个期间，面临着诸如“死亡地带”“转折点”“第二增长极”等一系列转换风险，在不同的阶段需要具有不同特点、不同性质的资金与之相匹配，比如政府资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公开市场融资、债权融资等。金融服务不仅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必要的直接的资金支持，而且通过构建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提供风险对冲工具等方式，有效分散了单个项目失败的风险，从而也就增强了创新主体的风险承担能力。此外，金融机构专业的投后管理能力、丰富的行业网络资源以及二级公开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等，都能够通过相应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有效地提升科技企业的创新质量和效率。因此，为了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就必须通过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来提供助力。

具体来看，可以依托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政府基金、各地产业基金等，搭建服务于国家战略、满足科技创新需求的金融支持体系；可以通过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模式，培育创业投资、天使投资等股权投资机构，通过持续完善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等公开市场体系，更好地支持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企业发展壮大；也可以通过发起或者管理母基金，设立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等方式，引导、聚集、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流入科技创新领域，为创新型企业成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此外，还可以通过完善金融产品和服务，包括开发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科技保险、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多样化专业性金融产品，拓宽创新型企业融资渠道，找准科技与金融市场的结合点，不断提高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为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创新型企业提供多元化、接力式融资方案，缓解一些企业前沿技术或者新兴技术在早期研发、应用阶段资金不足的困境，助推科技创新进程。

有必要强调的是，发展科技金融，对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的支持，说到底是对体现新质生产力特点的产业的支持，也是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因此，对于改造升级制造业技术、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制造”品牌、开辟量子技术和生命科学等新赛道、创建未来产业先导区、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实施制造业和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建设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等，都需要提供高水平的金融服务，都需要通过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设以及科技金融的发展满足这些企业、产业和行业的需要。

促进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如果原有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就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这个时候就需要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或变革，以更好地适应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需要。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可以看到，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外，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理论逻辑同样指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全面深化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说，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一般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三个动力来源，也就是技术进步、效率改善以及规模效应。其中，技术进步占据核心位置。但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包括宏观层面的国家体制改革及政策优化、微观层面的企业管理水平提升在内的效率改善，也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素。

具体到金融，通过40多年不断深化的体制改革，我国逐步建立起市场体系较为完备、基础设施较为先进、调控工具较为丰富，且以间接融资和国有金融机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事实证明，这一体系较好地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我国过去几十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及经济金融的整体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阶段，要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变化，金融供给侧的深化改革就势在必行，就要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创新资金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基于此，必须不断推进、不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准入、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目前的金融运行高度依赖国家信用，发展轻资产民营科技企业，需要建立起与之相对应的基于交易主体信用的信用体系。二是进一步完善直接融资体系。资本市场的功能定位要从筹资为主转向投资和融资兼顾；要完善新股发行和退市制度，严把入口、畅通出口，有进有出地提升上市公司质量；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及严格监管执法，推动完善行政、民事、刑事立体追责体系，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和金融犯罪。近一个时期，相关部门反复强调的活跃资本市场、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等，都旨在更好地发挥直接融资市场的功能。三是扩大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高水平开放，形成更广泛的国际竞争与合作，推动金融制度优化供给，增强金融体系的风险管理、资产定价等核心能力，进而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和能力。四是构建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防控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宽松稳定的金融环境。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当前条件下，传统产业和新质生产力并不是对立的关系。一方面，各个地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各不相同，传统产业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许多地区产业结构的基础。通过传统产业保就业保民生，可以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重要保障。另一方面，通过引入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金融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同样要重视运用“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的方法论。

一般认为，以股权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更有利于支持颠覆性技术创新。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下，德国、日本等国家依旧走在了科技创新的前列。为什么德国、日本同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国家，它们的金融体系却不同于美国、英国由股权融资主导，而长期由银行体系主导？这背后可能存在更深层次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可以认为，金融体制绝非独立的存在，而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整体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适应性制度才可能成为有效的制度。因此，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牢牢秉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的方法论，一定不能生搬硬套，不能盲目追随、抄袭西方国家，也不能未立先破，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各种困难。

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金融体系虽然需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间接融资尤其是商业银行仍将是我国金融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了让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更有效地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就需要多方面着力。一是精准定位金融机构角色。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更加重视功能拓展，而非简单增加网点、扩张机构，要着重拓展服务科技企业、中小企业的专业性业务。二是更新商业银行运营模式，鼓励商业银行通过各种方式和举措，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减少对传统抵押和担保方式的依赖。三是充分发挥科技赋能作用，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持续优化和提升对科技企业、中小企业的业务开发与风险控制能力，从而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发展绿色金融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202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的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具备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基因，注重维持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必须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打造高效生态产业集群，通过技术创新改造传统高耗能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跃迁至价值链的高端水平。可以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低碳化、绿色化，把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环境高水平保护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两者相互协同、相互促进的关系，是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

绿色金融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和实现绿色发展、绿色转型的重要支撑，在调节资金流向绿色低碳领域、促进资源高效利用、推进经济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助力生态环境保护、改善生态环境质量、防范与化解气候变化风险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发展绿色金融，就是金融部门将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利用作为经营管理的目标参数，在业务决策中充分考虑跟环境相关的各类成本和收益，通过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引导各类资金或资源流向资源节约利用型、生态环境友好型产业，带动社会绿色技术变革、绿色消费理念传播，进而促进绿色生产力发展。

具体而言，绿色金融作为支持绿色生态产业发展的投融资制度安排，一方面，将环境因素纳入金融业务决策与运营管理范畴，通过提高绿色资产比重，促进传统产业低碳转型与新兴产业崛起，支持绿色低碳产业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发挥撬动作用与示范效应，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民间资本投向绿色低碳产业，弥补绿色投融资的资金缺口。此外，还可以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开发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等金融工具，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主要投向绿色交通、战略性新兴产业、可再生能源及清洁能源项目、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和国土空间绿化、能源节约利用等领域。可以看出，与传统金融相比，绿色金融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将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情况纳入金融活动的全过程，通过资金要素的配置带动市场主体采取绿色低碳发展手段，促进金融业务活动与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相结合，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平衡。

当前，我国依然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持续发展阶段，高耗能、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仍然在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在“双碳”目标下，我国将加大传统产业的转型力度，加快技术改造、淘汰落后产能，同时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新能源、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提升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与竞争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释放“环保红利”，激发形成巨大的绿色金融需求。为此，绿色金融将发挥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助推器作用，通过引导金融机构优化绿色金融服务，持续加大绿色信贷投放规模，创新与应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绿色保险产品，引导绿色债券市场扩容，培育与发展绿色基金，不断拓宽绿色投融资渠道，强化绿色项目、绿色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抗风险能力，支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应充分发挥科技赋能绿色金融的作用，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力量与优势，将其应用到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信息披露与共享、数据统计等领域，解决银企、政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不仅能够有效提升绿色项目、绿色企业的投融资效率，而且可以为政府的财政税收等激励约束政策提供信息支撑。金融机构需积极探索充分体现绿色转型的内在激励机制，以及增强风险抵补能力等，促进金融的绿色化转型。此外，要借鉴国际转型金融框架，加速发展转型金融业务、推出重点行业转型金融标准、丰富转型金融产品供给、提高金融机构碳核算和环境信息披露能力，推动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为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形成和发展作出贡献。

来源：网络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