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服贸会专题活动之一——“第六届中国金融科技论坛”于9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受邀出席并发表演讲。杨涛指出，应从背景逻辑、概念逻辑、理论逻辑、政策逻辑和体系逻辑等五个层面深入理解数字金融，这是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做好数字金融这篇大文章需考虑的关键点。

杨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以下为演讲实录：

很高兴能够来做分享，主办方给我一个特邀专家的身份，前面大多是行业技术跟业务专家进行了非常接地气的分享。作为一名智库研究者，可能更多从政策、理论、逻辑上谈一下对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或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所需考虑的关键点。

当前无论是政策层还是业界，大家都在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变革，但在做好这篇大文章之前，个人认为要从五个层面厘清基础的逻辑思路。

第一个是背景逻辑。现在无论是从技术层面讨论金融创新，还是从业务层面讨论，归根到底，都不仅仅是从金融行业自身来探讨，而应从金融行业如何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这个视角来谈。从大的方面来讲，无论是数字化驱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还是数字化驱动金融高质量发展，都是为了解决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当中一些最基础的矛盾。所以，当技术赋能业务时，除了改变金融产品与服务之外，可能还需要再往前看一步，这些业务给经济社会发展能否带来真正的价值。

基于学术视角的思考，发展数字金融的最终目标是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改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微观主体的竞争力，促进就业与福利。这个听起来比较务虚，举例说明，比如当技术赋能消费金融时涌现了大量的创新，这些创新一方面给促进居民消费带来了正面作用，另一方面，如果给某些风险承受能力比较低的人群过度加杠杆，反而不一定能为其带来境遇的改善。以此逻辑倒推回来，就给技术赋能金融创新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再比如新技术、大模型都用到财富管理当中，会带来很多全新的变化，但是也有基于研究视角的疑问，即当数字化+财富管理突飞猛进发展的时候，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以及居民金融资产占家庭金融资产的比重，无论是从流量还是存量角度近年来不增反降，由此需反思数字化财富管理的最终带来的价值是什么？还比如，当数字化与新技术用到产业金融领域，能否对科技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真正带来重大的贡献。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当前做好数字金融创新的基本背景逻辑。

第二个是概念逻辑。因为要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要对其主题思想、得分点有一些深度思考。近期对于数字金融的概念边界，无论是政策层、学术界、业界其实尚未形成共识。我在理解过程当中，对数字金融界定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包含了原有金融科技的概念，也就是技术带来的创新，可以创造新的模式、业务、流程和产品。第二个方面，突出了数字技术、数据要素与数字化基础设施的重要作用，这在2020年的“欧盟数字金融战略”里面就有所体现。第三个方面，涵盖了传统金融机构等金融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再造。我认为这一点对于未来行业包括监管认知应该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毕竟数字化已经改造了众多产业，为什么不能改造金融业呢，约束来自于：第一是监管规则，第二是风险与责任边界，在模糊地带不好识别。但当关注全球的时候，我们看到，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大量被认为是金融机构传统意义上的核心业务事实上都在被解构过程中，所以金融全产业链数字化是重中之重。最后一个方面，突出了金融跟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的支持模式，我们要做好数字金融，从政策预期来讲，起码要更好地服务于新兴的数字经济模式。

第三个是理论逻辑。现在无论是制定政策，还是讨论重大问题时，可以看到往往会回归基本理论逻辑共识的探讨。这是因为我们的实践很大程度上走到了理论前面，以至于大家无法达成共识，讨论问题经常会出现鸡同鸭讲的情况。

理论层面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呢？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数字化与新技术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这指的是金融是高风险、有门槛的。另一方面从理论逻辑上来讲，数字化与新技术已经改变了金融的本质，无论从宏观理论还是微观金融理论层面，数字化与新技术已经改变了原有基础的分析范式和模型支撑。所以从理论逻辑上来看，我们要看到重大的迭代。当然在这样的一些理论落地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做的所有创新其实都是一些主流的金融功能如何进一步实现、进一步落地，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实现数字化助推金融服务的精准性与提升金融服务的扩展性。

到了这个阶段我还想强调一点，个人认为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概念也需要重新思考。过去说金融业数字化的演变过程，在早期可能是数字化升级，这是一些局部优化，慢慢到所谓的“全面转型”，但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全面转型”这个说法可能遭遇了挑战。一方面从外部环境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高速增长的上升周期，不是一个技术与数字化的大规模投入且不考虑收益的时期。另一方面从内部条件来说，事实上“转型”二字背后表达的是整体框架不断调整，从A到B到C，不是从B1.0到2.0到3.0，这样的一种变化在当前不可持续。我觉得当前更多回到了数字化升级迭代的地步，也是因为我们在衡量转型时很多指标要进行框架性比较，如果进行这种大转变的比较，严格意义上现在所有的跟数字化、金融科技相关的投入，都难以达到转型的目标预期，由此反而导致投入在未来受影响。但如果回到数字化升级，现在做的所有工作都是从过去的A转型到B之后，从B1.0、2.0、3.0不断进行自身优化提升，这个逻辑在某种意义上就更加持续和自洽了。

第四个是政策逻辑。从政策视角来讲，数字金融在“五篇大文章”当中有特殊性，重点是助力解决其他四篇大文章的痛点。比如科技发展当中有很多痛点，当前难以对科技创新进行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因为这条线太长了，每一阶段的金融需求特征差异极大。与之相应，我们能否利用数字化的手段来缓解这个矛盾？再比如科技金融发展当中一个重大问题，就是难以有效的评估科技创新成果与科技企业的信用，因为科技创新的成功特别是重大科技创新的成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想要金融要支持小概率事件，要么提高你的风险容忍度，接受存在大量泡沫，比如在美国金融支持科创过程中一直伴随大量泡沫，有大量的失败案例。要么就利用数字化手段缓解一些信息不对称。在绿色金融发展当中也有很多痛点，比如大量的非标准化、信息不对称、难以有效的计量跟评估金融产品的绿色效益等等。近两年在全球引起了反ESG浪潮，一方面是政治原因，另一方面我觉得本质上也是因为评估绿色金融活动时可能存在一些逻辑瑕疵，由此数字化能否缓解这些矛盾就值得思考。再比如，以数字金融助力普惠金融发展。当前，我们逐渐认识到不能再搞普惠金融的运动式发展，今年监管部门讨论普惠信贷工作时，也提到了量、质、结构相结合等一系列原则。因为过去在追求运动式发展过程当中，普惠小微贷、个人经营贷等出现了大量的不良，现在我们以数字化助力普惠金融，不仅仅是求量，更是求质，就落到类似于“金融服务三适当”的概念，这也是当前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核心概念，归根结底就是把合适的金融产品通过合适的销售渠道匹配给合适的最终客户。要做好“三适当”，数字化是题中应有之义。最后一个，数字化助力养老金融，养老金融不仅仅是已老龄化人群，今年金监总局河南分局在发文里提到了，还包括中青年未老人群为了应对未来的老龄化挑战所做的财富管理、保险等一系列产品的创新。在这样一个长周期的产品设计里面，显然离不开数字化手段。

最后一个是体系逻辑。从几个层面考虑数字金融这篇大文章的内在问题：第一，延续整个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数字金融也要考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到的金融强国的背后，就表达了当前金融发展有一些大而不强的问题。在数字金融发展的过程中，数字信贷、数字支付等也在不断地发展，是否存在更重视量而忽视了质效的问题，这是值得思考的。第二，要更好地把握数字金融需求侧内在特征，拥抱数字金融的创新不仅仅是为了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单纯给企业居民更多金融资源，而是最终为了改善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居民的获得感与福利，这些也叫有效需求。第三，持续完善数字金融发展的环境要素、土壤要素、基础性要素，既有文化软性要素也有数据、通用技术等这样一些共性的基础设施。比如推动大模型在金融领域应用时，面对个别金融机构资源投入能力不足的问题时，是否可推动行业通用大模型算力基础设施的支撑，这些我认为都是广义的环境要素。第四，在开放条件下讨论数字金融。中央已经确定了金融制度性开放的总体战略，是规则、规制、标准、规范的开放，未来在开放条件下我们讨论的数字金融与过去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从体系逻辑上来讲，需要从供给、需求、环境、开放条件重新来思考。

以上是五个方面粗浅的思考，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文章来源于数字金融合作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