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票据文化 培育践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作者：江西财经大学九银票据研究院 

肖小和、牧阳阳、皇甫嘉麟

票据市场作为最重要的金融子市场之一，其随着历史朝代的兴衰更迭，商业经济的交融发展及信用体系的搭建完善，从最初的简单借贷凭证，到后来的电子化承兑汇票等复杂形式，不仅承载了经济交易的功能，更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弘扬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的优秀票据文化，完善票据价值体系建设，必然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和建设金融强国、文化强国贡献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内生动能。

票据文化的特点

广义票据在先秦《周礼·地官》已有典质记载，信用票据则在春秋战国出现，历经两千余年，其作为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产物，具备特定的载体，在特定的领域内完成相应经济活动，与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票据文化是指与票据相关的制度规范、价值观念、行为习俗和文化氛围，票据见证了盛世繁华，也历经了战火硝烟，总体趋势是曲折向前发展，其传承的文化更是在经济交易、商业信用、调控流转等多项分支中扎根践行且相互支撑，分为三个方面进行具体阐述。

一是以契约精神为准绳的融汇传承。

票据体现为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经济交易的明文载体。交易是一种契约关系，早在先秦时期已渐成雏形。从“质”“券”伴随着朝代变迁和技术迭代，票据为满足经济需求，其承载的信息持续丰富。随着流转区域转变，票据文化也在金融交易行为中逐渐形成一套价值体系，而这些价值观又影响着票据本身。票据产生的前提是商业契约，守约履诺的基础是商业信用，随着商业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及国家调控制度的不断完善，票据丰富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方式，秉持“义以生利”的基础理念，依托权利义务和行为准则的“契约”，为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提供重要的基石。观史以明鉴，如1948年至1949年国民党统治区引发的金圆券风暴，除了政治和军事的全面失败以及引发的经济倒退之外，国民政府作为兑付人，长期“契约精神”的缺失更是危机进一步加剧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是以服务经济为初心的信用体系。

票据的创设、流转与兑付均基于参与者信用，与之配套的票据文化在信用搭建可从两个方面理解。就实践性而言，票据的出现即为服务实体经济的真实债权债务与商品交易，被市场及交易群体广泛接受并发展，即其包含着一系列与金融本质相关的内涵价值，如诚实、信用、共赢等，这些票据价值乃是在漫长的金融交易和数次缔约关系中所形成的，非一朝一夕，更不是亘古不变的，中国悠久的金融文化离不开古代经济伦理的深刻影响。

就规范性而言，通过道德层面对经济参与主体进行引导和教化，约束性较弱，在长期实践中提炼与积累的制度和法治对信用主体具有威慑和惩罚的作用，失信方将会依法受到惩罚或处罚，从而营造守信获益、失信受罚的社会风气。在历史中多次在某领域或者某历史背景下，民间、官方大力发展票据，借助于道德软约束与法治硬约束，表现为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定、政府监管、行业行规、社会管理条例等，为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基础载体与实践经验。

三是持以义取利为准绳的价值理念。

金融兼具功能性和盈利性双重特性，更须树立良好的义利观，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创造价值和利润，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票据作为某行为主体在经济运行和企业实践中遵循“以义取利，义利兼顾”的实践交易方式，模范地执行了道德准则，为社会创造了价值和福利，其附着的社会资本就会增多，反之则会被历史与市场所摒弃。值得关注的是，几千年来，历代学者、思想家等都始终强调物质利益和精神道义在制约日常言行及交易活动中的标尺作用，荀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义利观，强调“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荀子·礼论》）；近代票号的发展奉行“诚信义利”原则，在经营管理制度与商业合作准则中，山西票号建立了信约公履制度，对债权债务的清偿设定标期标利，能按时清偿则信用等级上升，否则就抬高合作门槛，建立分层信用定价体系以此提高商业信用价值，控制经营风险。

基于票据文化现状的思考

回溯票据市场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票据文化从理念思想、管理机制、参与主体及产品设计等多角度实践诠释了中国金融文化价值观体系。

尽管古代票据并没有现代市场的要素纷繁与流转便利，但历经千百年沉淀形成的“诚实守信”的道德观念、“以义取利”的经营理念、“稳健审慎”的风险偏好、“守正创新”的发展策略、“依法合规”的底线思维，却一直延续至今，凝聚为票据市场实践的伦理内核与文化标志。

但随着票据业务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的票据市场历经了四十余年的发展，票据文化的发展却显得相对滞后，未能与票据市场的繁荣相匹配，票据文化的发展还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2024年，商业汇票承兑发生额达到38.3万亿元，票据背书转让金额为69.8万亿元，票据贴现金额为30.5万亿元，票据交易量为74.4万亿元。然而，从整体情况看，在这繁荣景象的背后，较为显著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缺乏对票据文化的体系建设，缺乏对票据文化的认识和研究，缺乏对票据文化的宣传和普及等方面问题，需要我们予以关注并深入研究。在古为今用、借古开今、温故知新的长期过程，使票据文化持续适应所处阶段金融发展的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适应性的创新，这些优秀的道德伦理文化才能够真正有机地融入具体实践中，笔者有以下五方面的思考。

第一，强化票据文化体系顶层建设。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性转型升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需要以中华优秀金融文化为指导，尤其需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为基础的经济义利观和金融伦理作为指导。票据市场既是“守民族之根”，也是“铸时代之魂”，既要“承百代之流”，又要“会当今之变”。

强化票据文化体系顶层建设，需健全票据文化组织机制。建议成立专门的票据文化组织，负责推动协调票据文化建设，确保活动有序进行。同时，加大对票据市场参与者的培训力度，强化票据市场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票据市场秩序，积极鼓励社会各界参与票据文化建设，营造浓厚氛围，将其融入社会文化体系之中，使得票据文化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

第二，提升票据文化创新研究质效。

票据作为金融为民实践的重要领域之一，每一个票据市场参与者及其行为都是传承，由票据市场主体、票据基础设施等“硬实力”和理念观点、法制规范、创新升级等“软实力”共同形成之精髓。

提升票据文化创新研究质效，需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技术，丰富票据文化研究体系，为票据文化开辟新视角并提供有效方法。同时，鼓励金融机构、企业等市场主体在票据业务创新及产品设计中，注重并推动票据文化传承，确保票据文化在市场中的正确应用，全面提升“软实力”建设发展。       

第三，拓展票据文化宣传普及途径。

注重拓展票据文化宣传普及途径，增强公众对票据文化的信任和认可，建议设立专业课程，定期培训，传授票据文化知识，激发公众兴趣。组织专家讲座，普及票据文化知识，深化公众理解，让票据文化在不同年龄层和职业群体中得到传播和普及。同时，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共推票据文化建设，获得定向政策与行业支持。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票据文化建设，携手共创良好社会氛围，与金融机构、企业等合作，促进票据文化在商业场景中的应用。

第四，融合票据文化科技赋能发展。

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对商业金融活动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保守态度，源自对稳定与安全的追求，以及对变革与新事物的谨慎。票据业务领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创新和变革机遇。电子票据技术的成熟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运行，极大地改变了票据市场的生态体系，伴随如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的深化，现有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结构必将持续发展完善，深化票据全流程生命周期发展。

融合票据文化科技赋能发展，借鉴文化艺术领域中人工智能作为创作助手、模仿艺术风格、提供互动体验等创新应用，建议深入探索区块链技术在票据文化领域的潜在应用，并借鉴其在传统文化行业数字化转型及版权保护方面的成功案例。例如开发在线展览等票据文化相关数字产品与服务，以吸引年轻一代，激发其参与热情，让票据文化在数字化浪潮中焕发新生，保障票据文化在数字化时代稳步前行并得以广泛应用。

第五，增强票据文化国际视野自信。

票据文化作为一种全球性的金融文化现象，其传播和认同需要依赖于国际交流与合作。我国票据市场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相对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不同国家票据法之间冲突的影响。

增强票据文化国际视野自信，票据市场需始终以“两个结合”为指引，其践行的“诚”与“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我国的现代化金融强国的建设中，培养一种融汇古今、涵纳中西的崭新的中国当代票据文化市场。同时，充分利用国际媒体和出版平台，广泛传播票据文化知识，提升其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保障票据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传播和认知。进一步建议与国际标准化组织携手，共同搭建体现我国票据文化特点与优势的国际标准方案。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回溯票据文化发展过程，既需要有对中国金融史与票据发展史的梳理与参鉴，又要有对其所呈现的文化塑造的归纳与升华，在古与今的映照交融之中，探究富有时代意义的票据文化，必将为培育践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这个重要课题贡献源源不断的力量。

来源：网络公众平台